加密貨幣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戰略重點與中國方案

作者：陳建奇，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衝擊與挑戰。 同時，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催生了穩定幣等加密貨幣，它以獨特的技術特性和運作模式，對貨幣形態、金融秩序甚至國際貨幣體系產生巨大影響，推動世界主要國家加速佈局貨幣新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參與數位貨幣、數位稅等國際規則制定，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加密貨幣對我國國際金融合作產生較大影響，也為我國提升國際金融話語權創造了巨大機遇，必須順應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新趨勢，分析百年變局下國際貨幣體系面臨的結構性矛盾，把握實施加密貨幣戰略的重點與難點，探尋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平衡之道，規劃加密貨幣、新策略的重點與難點，探索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平衡之道，規劃加密貨幣、新貨幣體系完善方案，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完善方案，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完善。

一、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壓力與動力：結構性矛盾與加密貨幣創新發展

國際貨幣體系始終處於動態演進過程之中，百年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時期，金本位制何去何從備受關注。 當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揭露了金本位制度的問題，黃金受制於儲備和開採技術的限制，難以滿足全球經濟成長對貨幣的需要，金本位制會導致全球經濟陷入經常性的通貨緊縮。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美國透過國際協調主導透過布雷頓森林協定，建構了美元雙掛鉤體系，但20世紀70年代的美元危機暴露了美元霸權的結構性問題，儘管其後國際貨幣體系轉為主權信用貨幣體系，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並不完美。 2024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80週年，歷經百年變局的國際貨幣體系仍面臨結構性矛盾，加密貨幣的出現被視為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新動力來源。

國際貨幣體系結構性問題本質上仍是「特里芬難題」。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始終未能徹底解決其內在結構性矛盾，「特里芬難題」仍是突出挑戰。 要滿足世界對國際貨幣的需求，國際貨幣發行國必須透過貿易逆差對外輸出貨幣，結果是國際貨幣發行國要為赤字融資，國家債務會不斷增長，促使主權信用風險上升，動搖外界對國際貨幣穩定性的信心。

維持國際貨幣穩定需要解決外部失衡問題，但解決了外部失衡問題就難以滿足世界對國際貨幣流動性的需求。 「特里芬難題」歸根到底是如何應對滿足全球對國際貨幣的需求不斷增長背景下，國際貨幣發行國外部逆差不可持續的問題。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特里芬難題」主要反映為美國外部失衡引發的債務不可持續問題。 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對外長期貿易逆差輸出大量美元，滿足世界對美元流動性的需求，但美國貿易逆差的結果是美國國債大幅飆升，截至2025年8月底，美國國債規模已經達到37.3兆美元，國債佔GDP比重超過120%，超過二戰時的水平。

世界高度關注美國國債的風險，影響了大家對美元的信心。 美元與美債都是依托美國國家信用發行的，如果美國國債出現問題，顯示美國主權信用風險上升，最後必然影響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如果美國能夠調節外部失衡，那麼國際貨幣體系問題就可能得到緩解。 美國調節外貿逆差的手段主要包括匯率調整和財政貨幣政策，然而這些調節手段都面臨制約。 匯率調整方面，美元是主要國際貨幣，不少國家主權貨幣以美元作為重要參考系，美元貶值或升值往往誘發其他國家貨幣匯率同步調節，結果導緻美國較難透過匯率調節外部失衡。

此外，美國出口產品中，高端製造業產品和高科技服務佔比較大，這些較多受到技術壁壘、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影響，匯率變動對其出口的促進作用有限。 美國進口商品中很大部分是生活必需品，即使美元貶值，進口量也難以大幅減少。 財政貨幣政策方面，美國國內消費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將減少國內需求，降低進口，從而改善貿易赤字，但此舉將抑制美國經濟成長，導致失業率上升，增大經濟衰退壓力，美國缺乏推行該政策的動力。

國際貨幣體系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還在於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落後。 國際貨幣體系問題理論上必須依賴世界各國共同解決，當前美國外部失衡調節面臨巨大挑戰，如果世界各國能夠合力推動建構多元貨幣體系，改變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面，那麼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就有望緩解。

然而，當代世界金融仍由美國主導的局面並未改變，截至2025年6月底，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仍持有16.49%的投票權，而IMF重大事項要通過必須超過85%以上的投票權同意才行，美國在IMF重大事項中擁有一票否決權，同時也是世界銀行。 當代國際金融治理是美國霸權治理，任何改變美元地位的決策顯然都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不會支持也不可能同意。

在數位科技重塑金融體系的浪潮中，加密貨幣已從邊緣創新演變為大國戰略競爭的重點領域。 2025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要求穩定幣發行商必須具有聯邦或州許可，並以1∶1比例持有美元現金、銀行存款或短期美國國債作為儲備，將穩定幣錨定美元，鞏固美元在金融領域的地位。 2023年4月歐盟發布《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案》，建立了全球首個區域統一的加密貨幣監管體系。 加密貨幣已被視為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變數。

目前加密貨幣的快速發展為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提供了全新機會。 2009年比特幣的問世拉開了加密貨幣發展的大幕，截至2025年7月25日，整個加密貨幣市場市值接近4兆美元，比特幣市值達2.36兆美元，佔加密貨幣總市值的三分之二左右。 除比特幣外，以太幣（ETH）、瑞波幣（XRP）、索拉納幣（SOL）、狗狗幣（Dogecoin）、艾達幣（ADA）等近年來也較快發展。 目前全球加密貨幣市場幣種已經達到17,000種左右。 若將範圍擴大到加密貨幣代幣，CoinMarketCap測算已接近1,100萬種。 加密貨幣的快速發展，不僅源自於數位金融催生的新的金融業態，更在於其為解決國際貨幣體系問題提供了新的方案。

加密貨幣重構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機制。 目前國際貨幣體係是主權信用貨幣體系，世界各國及主要地區的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發行，透過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集中化的清算體系，金融監理機關對資本流通等金融行為進行監理。 然而，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發行不再局限於國家，非官方部門甚至網路虛擬主體都可以發行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的運作不再遵循現有的金融規則標準，而是透過代碼和社區共識共同決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理論上並不能對加密貨幣產生直接影響。 加密貨幣繞過了現有金融基礎設施，對金融監理等機制產生巨大衝擊，傳統國際貨幣體系運作機制顯然與加密貨幣不相適應，加密貨幣為國際貨幣體系運作機制重構注入巨大動力。

加密貨幣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調節機制。 國際貨幣體系「特里芬難題」的核心是外部失衡的不可持續，加密貨幣客觀上為外部失衡提供了重要解決方案。 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是立基於網路平台的貨幣，超越世界各國而具備超主權貨幣的特質。 如果加密貨幣快速發展，世界各國外匯存底將體現為加密貨幣，而不是某個國家的主權貨幣，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不再為滿足外部流動性而被動輸出貨幣，由此有助於避免出現外部失衡持續擴大的問題。

結合當前世界現實來看，如果加密貨幣成為主要貨幣，美國就不必再透過持續的貿易逆差為世界提供美元流動性，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不必再為了獲得美元而向美國增加出口，美國外部失衡就能夠逐步緩解。

二、加密貨幣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策略重點：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平衡

加密貨幣為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提供了新的動力。 然而，加密貨幣帶來發展機會的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世界主要國家對加密貨幣大多持謹慎態度，這就需要從運作機制等深層角度把握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發展的重點困難。

從運行機制來看，與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相比，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依托區塊鏈技術實現去中心化運行，衝擊著傳統中心化貨幣體系的根基，當前世界各國的監管體系大多屬於中心化監管模式，如果無法推動建設適應去中心化的監管新模式，那麼加密貨幣可能滋生對國家安全的巨大挑戰。 如何尋求中心化與去中心化之間的平衡，如何理解貨幣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理論邏輯與實踐問題，不僅關乎加密貨幣的發展，更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深刻變革的突出內容。

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特性植根於區塊鏈技術的底層架構。 現代社會是網路資訊社會，網路超越國界，缺乏類似世界政府的中心化治理機制，必須依托互聯網個體建構信任體系，區塊鏈為實現這種去中心化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案，即透過分散式帳本的集體維護、共識機制的演算法自治以及節點網路的無層級治理，實現去中心化的信任體系的建構。

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並非簡單的“無中心”，而是透過區塊鏈技術實現權力分散化，由分散式節點共同維護網路規則，而非依賴單一機構。 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具備去中心化的典型特質，顛覆了傳統貨幣由中央銀行集中發行、商業銀行層級清算的中心化模式，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脈絡下釋放出多重革新影響。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打破了主權國家對貨幣發行的壟斷。 在現行體系中，中心化的主權信用貨幣通常由中央銀行集中發行管理，中央銀行對貨幣的發行數量、流通範圍、交易行為等進行嚴格控制，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動態調整貨幣供應規模，民眾被動接受央行貨幣供給。

比特幣等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發行總量由演算法預設，如比特幣總量固定為2100萬枚，打破了傳統貨幣由央行等中心化機構壟斷發行與管理的模式。 在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網路中，沒有單一的中心節點掌控全局，全球數以萬計的礦工節點透過算力競爭參與交易驗證與區塊生成，依據預設的演算法規則共同維護帳本的一致性，交易資訊直接在對等節點間傳播、確認，無需第三方中介。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具有普惠性與顯著的效率優勢。 受銀行處理、匯款途徑及國際結算系統等因素影響，一筆傳統跨國匯款從匯出到最終抵達收款人帳戶，約需3—5個工作天，手續費佔交易金額的1%～3%。 而基於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加密貨幣交易實現點對點清算，轉帳交易平均成本大幅降低，結算時間縮短至分鐘級。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只要有網路接入，便可實現金融交易，促使那些缺乏金融服務的地區或群體能享受到金融服務，推動了金融普惠的全球化。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仍有17億成年人未被傳統金融服務覆蓋，加密貨幣無門檻的金融參與權讓民眾只需一部智慧型手機和網路連接，就能透過數位錢包參與金融活動，實現轉帳、儲蓄、貸款等功能，大大提升了金融普惠性。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為金融監理治理帶來新挑戰。 在現有框架下，金融監管依賴明確的責任主體、集中的資料追蹤和層級化的執法體系，而加密貨幣的匿名性、跨境流動性以及代碼自治特徵，使得監管機構較難即時確定管轄邊界、追溯資金流向，甚至難以對違規行為實施有效懲戒。

雖然有些國家正在建構交易溯源體系監管去中心化加密貨幣，但這種方法是事後溯源，難以進行事前風險防範，即便能夠追溯，缺乏世界政府的聯合監管體系，也難以進行國際統一協調，存儲於其他國家的非官方加密貨幣也無法有效管控。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與主權國家中心化治理模式產生衝突，這是各國政府難以單獨有效監管去中心化加密貨幣的深層原因。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滋生國家安全新挑戰。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為毒品、槍支、彈藥等非法交易提供了避開監管的新通道，構成國家安全的新挑戰。 毒品等非法交易的重要環節是貨幣支付，去中心化加密貨幣不需透過金融中介進行清算等環節，可以繞過國家監管，毒品等非法交易線下交易與線上支付可以同步進行。

此外，危及國家安全的恐怖組織通常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恐怖組織融資受到限制，金融資產會被凍結。 然而，恐怖組織可以透過去中心化加密貨幣創造加密貨幣金融社區，避免外部社會透過金融交易等活動掌握其動向，促使恐怖組織的行為更難掌握，客觀上增加了國家安全的不確定性。

去中心化加密貨幣已經達到足以影響系統性風險的規模。 截至2025年一季度，在外匯存底的幣種機構中，歐元外匯存底資產為2,3,346億美元，英鎊外匯存底資產為6,037億美元，日圓外匯存底資產為5,391億美元，人民幣外匯存底資產為2,463億美元，但比特幣市值已達2兆美元以上，比特幣已成為國際大貨幣。 而且，加密貨幣正加速創造新的金融形態，涉及網路支付、資產託管、金融交易、數位錢包、供應鏈金融、保險等廣泛領域，非官方加密貨幣足以影響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

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具備重構國際貨幣體系的潛質，但去中心化衝擊當代全球金融中心化治理的主流模式，如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係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點。 從金融穩定角度來看，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呈現高波動高風險問題，透過引入中心化的治理機制，有助於降低加密貨幣市場的無序波動，避免系統性風險。

從金融效率角度來看，合理平衡能發揮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雙重優勢，實現優勢互補，既優化支付清算體系，提高資金流通速度，又降低交易成本。 從金融創新角度來看，去中心化有助於推動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但對非中心化的加密貨幣進行中心化管理有助於回歸金融本源，推動金融聚焦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主線。

中心化交易所是推動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平衡的重要實踐，但仍面臨挑戰。 近年來加密貨幣的交易需求越來越大，如何為買賣雙方提供更便利的平台成為加密貨幣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在此背景下，幣安、火幣等中心化交易所較快發展。

透過交易所的中心化治理平台，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不斷創新，訂單處理速度大幅提升，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到加密貨幣，體現了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平衡的重要性。 然而，中心化交易所也帶來新的問題，安全性是外在關注的焦點。 2014年，作為當時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Mt.Gox因自身管理不善、技術漏洞等問題，導致85萬個比特幣被盜，佔當時比特幣流通量的7%，事件引發比特幣價格大幅暴跌，眾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凸顯了中心化交易所權力集中、缺乏有效監管帶來的巨大風險。

穩定幣被視為平衡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主流模式。 與比特幣等完全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不同，穩定幣對發行機構有進入門檻的要求。 發行穩定幣的機構必須由國家批准，國家對發行機構的管理屬於中心化模式，但發行機構發行穩定幣後，穩定幣的運作是基於區塊鏈去中心化模式，國家監管部門透過對發行機構的抵押資產實施監管，確保穩定幣具有相應資產的錨定，不會出現龐氏騙局，發行機構抵押資產主要是儲備法定貨幣或主權債券等。

目前主流穩定幣主要包括USDT及USDC等美元穩定幣，佔全球穩定幣市值的80%以上。 穩定幣既借去中心化降低傳統金融資本的流通成本，又透過錨定主權貨幣資產緩解加密貨幣價格波動問題，在加密交易、去中心化金融（DeFi）等場景中扮演關鍵角色。

三、國際貨幣體系重建背景下中國加密貨幣方案：雙輪驅動

在全球加密貨幣格局加速演變的背景下，中國透過穩定幣試點融入全球加密貨幣生態，透過數位人民幣為加密貨幣發展拓展新空間，平衡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為中國在數位經濟時代搶佔金融制高點夯實基礎，在數位時代的金融博弈中佔據主動。

確定穩定幣全面監管新規。 2022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發布《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策宣言》，宣布下定決心競爭全球虛擬資產中心。 2023年6月，香港證監會發布《適用於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者的指引》，明確適用於持牌交易平台的標準及規定，包括穩健保管資產、分隔客戶資產、避免利益衝突及網路保全等。 2025年8月香港實施《穩定幣條例》，這是全球首個針對法幣穩定幣的全面監管法規，成為全球數位金融監管領域的重要里程碑。

《穩定幣條例》實施後，任何人如在業務過程中在香港發行法幣穩定幣，或在香港及以外發行宣稱錨定港元價值的法幣穩定幣，必須向金融管理專員申領牌照。 香港對穩定幣發行人實施嚴格的准入與持續監管，穩定幣需100%由高流動性資產（現金、短期國債等）支持，每日揭露儲備構成，每週提交審計報告。 資本與儲備實繳股本不少於2,500萬港元，且需維持充足流動淨資產。

在發放穩定幣發行人牌照前，香港自2024年3月起進行穩定幣沙盒試辦。 首批納入沙盒的機構有三家，分別是京東幣鏈科技、圓幣科技及渣打銀行合資公司。 京東幣鏈科技發行港元穩定幣JD-HKD，聚焦跨國支付與供應鏈金融場景，與天星銀行合作儲備金託管，並接取京東港澳站零售支付測試。 圓幣科技推出港幣穩定幣HKDR，聚焦國際合作跨境支付業務，眾安銀行作為儲備金託管方。 渣打銀行合資公司（渣打、安擬集團、香港電訊）發行港元穩定幣HKDG，渣打負責資金託管，安擬建構智能合約，香港電訊提供支付接入，進行跨境貿易結算。

建構「監理沙盒 資金閉環」機制。 參與試辦的穩定幣交易需透過香港金融管理局搭建的數位資產跨境流動監測平台完成清算，所有資金往來均需在人民幣與穩定幣之間形成閉環兌換，既避免境外穩定幣對境內貨幣體系的衝擊，又為跨境貿易結算提供新通道。 香港借助國際金融中心的區位優勢，吸收全球穩定幣生態的技術經驗與治理規則，為中國參與國際數位金融標準制定提供實務樣本。 「境內閉環 境外互通」的架構，使國際穩定幣僅能在可控場景內流通，避免對貨幣主權地位的挑戰。

在香港穩定幣試點之前，數位人民幣研發應用已經開始推進。 早在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就成立了數位貨幣研究所，開始針對發行框架、關鍵技術、發行流通環境及相關國際經驗等進行專案研究。 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製定了數位人民幣研發框架，作為研發工作的基礎性指引。 2021年7月，人民銀行數位人民幣研發工作小組發布《中國數位人民幣的研發進展》白皮書，首次系統披露頂層設計思路，​​即在雙層運營體系下，一方面，央行透過實施中心化管理保證對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驅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商業機構現有資源、人才、技術等優勢，透過市場推廣風險選選，避免市場解媒選選。

截至2024年7月末，數位人民幣APP累計開立個人錢包1.8億個，試點地區累計交易金額7.3萬億元（陳果靜：“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更加豐富”，《經濟日報》2025年4月3日）。 數位人民幣採用“混合架構”，既保留央行中心化的發行與監管權限，又吸收區塊鏈的分散式記帳優勢，透過央行數位貨幣橋實現跨機構、跨地域的高效協同。

數位人民幣應用場景不斷拓展。 從服務科技金融來看，數位人民幣與現有貸款、折現、補貼等金融產品結合，為創新企業融資提供更高效率的支持，讓相關資金直達終端企業，並著力降低流通成本及提升效率。

從服務綠色金融來看，數位人民幣與區塊鏈技術結合，對碳減排等相關數據進行全流程追溯，實現綠色生產生活與金融體系的銜接，數位人民幣已應用於公共出行、清潔能源、循環經濟、環保節能等多個綠色低碳場景。 從服務普惠金融、退休金融看，將數位政務、智慧政務、代發工資等功能與數位普惠金融有機結合，保證社會保障資金的高效流通與安全運行，在養老金、助老金發放環節使用數位人民幣，保障資金精準發放、流轉透明、安全管理等。

中國方案為全球加密貨幣發展提供了第三條道路。 美國以USDC、USDT等穩定幣主導加密貨幣生態，歐盟突顯建構嚴格的監管框架，中國實施加密貨幣雙輪驅動發展策略，加密貨幣發展格局正呈現三足鼎立態勢。

數位人民幣重在探討加密貨幣的中心化治理，香港穩定幣試點探索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平衡，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建構數位金融時代的中國加密貨幣發展新方案。 數位人民幣推動零售支付及政務服務等業務，香港穩定幣推動跨國貿易，形成雙輪驅動的局面，既保障貨幣主權，也推動數位金融創新。

中國方案實現加密貨幣效率與安全的統一。 美國主導的穩定幣生態以市場效率為首要目標，但仍未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監管體系，穩定幣市場運作過程中的去中心化可能誘發的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備受關注。

歐盟的嚴監管模式雖保障了安全，卻抑制了創新活力。 中國透過「雙輪驅動」制度設計實現了二者的平衡，為全球數位金融治理提供了新典範。 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穩定幣跨境流動管控，數位人民幣系統監測資金最終流向，既避免了中心化監管對創新的抑制，又防止去中心化帶來的無序擴張，在放與管之間找到動態平衡點。

中國方案實現了加密貨幣發展的自主性。 目前加密貨幣發展面臨兩難，全面開放加密貨幣限制可能產生金融系統性風險，徹底禁止又錯失數位金融新機會。 中國雙輪驅動策略堅守自主創新與可控開放，在擁抱加密貨幣創新的同時維護金融安全。

香港穩定幣試驗累積的跨鏈監測、智慧合約審計等技術，為數位人民幣跨境系統發展提供借鏡。 數位人民幣的「分散式記帳 中心化監管」混合架構，為香港穩定幣監管提供技術參考。 穩定幣與數位人民幣不是相互替代、相互競爭的關係，而是相互補充、優勢互補，雙輪驅動實現監管效能與用戶隱私的平衡。

綜合來看，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快速發展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新的選擇，世界各國加快佈局加密貨幣戰略，美國川普政府實施穩定幣戰略維護美元霸權體系。

然而，加密貨幣依托區塊鏈技術，以去中心化特性解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化治理的突出挑戰，但去中心化面臨逃避監管、實施恐怖主義及洗錢等影響國家安全的新挑戰，世界主要國家加密貨幣戰略聚焦如何平衡中心化與去中心化。 對此，中國依托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進行穩定幣試點，同時實施數位人民幣策略，雙輪驅動為平衡中心化與去中心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提供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