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 Dalio 最新訪談：今天的很多現象，與上世紀三十年代驚人相似

編譯：聰明投資者

“系統性的秩序崩潰，一生只遇一次。但歷史上，它從未缺席。”

“我確實同意‘不製造東西是個大問題’，但問題是，我們是否具備製造能力？”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4月7日在LINKedIn上發布了一篇文章，談及關稅問題。

他表示，我們當前正目睹一場典型的貨幣、政治與地緣政治秩序的崩潰。 這種類型的系統崩潰大約一生只會發生一次，但歷史上每當存在類似不可持續的條件時，它們就會發生。

美東時間4月8日，瑞·達利歐接受CNBC訪談，在15分鐘的對話中，再次強調了自己的觀點。 而面對三位王牌主持人的犀利提問，達利歐也有一說一。

他沒有給出熱詞，也沒有唱衰，更像一位老練的機械師，打開系統，審視結構，拆解壓力，試圖回答一個本質的問題：我們還能維持現有的運行方式嗎？

在這場訪談中，達利歐用他一貫的思考框架，提供了目前談論關稅的本質背景：存在的三大秩序正在瓦解，而人類歷史上的五種重要力量也始終在作用著，“關稅其實是在應對全球失衡的問題”。

他承認，完全同意“不製造東西是個大問題”，也認同製造業回流的目標，“但是，我們是否具備製造能力？這是一個更深的結構性問題。”

達利歐的人間清醒在於，他把美國人口結構剖出來看，並認為可行性太難。

“我們的人口結構是這樣的：大約1%的人極其聰明，他們上最好的學校，出來後創造‘獨角獸’公司（而其中大約一半是外國人）；然後還有10%的人也做得很好；但有60%的人口，閱讀能力低於六年級水平，他們很難在現代製造業中成為有生產力的參與者。”

他更警告說，今天的很多現象，與上世紀三十年代驚人相似。

面對這樣巨大不確定的市場，達利歐最後還給普通投資者提供了自己踐行的方式。

他強調，只有當你處在一個足夠安全的財務位置時，你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分散投資組合。 而現金未必是好選擇，畢竟投資的目標，“必須看經通脹調整後的購買力，是否保住了。”

我認為，我們之所以不理解現在發生的周期，是因為這樣的周期一生只遇到一次。 但這其中是有“秩序”的，也就是說，有一整套系統。 而這些系統崩潰，是因為某些特定的原因，從而導致周期性的變動。

比如，有一個貨幣系統，然後還有一個債務週期。

所以現在的局勢是這樣的：一個人的債務，就是另一個人的資產。

當整個系統堆積到一個無法維持的程度時，就會出現債務問題——而我們現在正面臨這樣的債務問題。

當然，這是貨幣週期中的一部分。

還有一個是國內政治秩序的周期，它表現為從一個政治秩序過渡到另一個政治秩序，而這個過程中，左右兩派之間通常會出現劇烈的對立和動盪。

尤其在民主國家中，由於缺乏秩序，鬥爭不斷。 因為民主制度要求協作、妥協，而這些機制正在逐步失效。

我們正在經歷的，正是這種政治秩序的轉變。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體系——國際秩序。

這個國際秩序始於1945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贏得戰爭的一方——主導力量——得以製定規則。

那時建立起了一系列多邊主義的機制，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

但是現在，多邊主義正在解體，被單邊主義取代。

原因其實是一樣的：系統內部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難以維持。

我們於是看到，存在三大秩序正在瓦解：

第一，貨幣與債務秩序（太多的債務，債務就是貨幣）；

第二，內部政治秩序（我們的製度如何運作？誰來控制問題？）；

第三，國際秩序的變化（相互依賴關係瓦解）。

除此之外，在人類歷史上，還有其他五種重要力量也始終在作用著，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人類的創新與新技術的誕生等等，這些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正是我們當下所經歷的全部背景。

我們回到關稅問題，關稅其實是在應對全球失衡的問題。 所謂失衡，指的是資本失衡與貿易失衡，而這兩者都是不可持續的。

與此同時，還涉及到國際衝突的問題。 比如：美國如何在不製造任何商品的情況下實現國家安全？ 我們依賴中國進口；中國又如何在對美國資本高度依賴的情況下實現自身安全？ 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正在被打破。

這就是我們當前討論的本質背景。

從操作機制上講，這意味著：成本會升高，企業收入會下降，資本會變得更難獲得。

那對企業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他們的運營成本上升，營收減少，而且更難融資。

而與此同時，我們還在嘗試重建製造業。

我完全同意“不製造東西是個大問題”，我也認同這個目標。 但是，我們是否具備製造能力？ 這是一個更深的結構性問題。

我們的人口結構是這樣的：

大約1%的人極其聰明，他們上最好的學校，出來後創造“獨角獸”公司（而其中大約一半是外國人）；然後還有10%的人也做得很好；但有60%的人口，閱讀能力低於六年級水平，他們很難在現代製造業中成為有生產力的參與者。

我們對問題本身是一致的，比如債務過多的問題。 財政部長以及其他人也都認為，我們應該把預算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內。

但問題在於：我們要怎麼做？ 什麼時候做？ 如何在這種背景下真正實現“自給自足”？

從實際操作角度看，在當前這種人口結構、教育水平、資本成本、技術路徑下，在美國重建製造業，非常困難。 但它又的確非常必要。

我同意這個問題本身。 但我非常擔心的是解決方案本身，也就是它的可行性。

換句話說，我認為這會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我之前說的那些：成本上漲、收入下降、融資困難、對資本市場的衝擊。

不止於此，我認為這還會在全球層面上給整個生產系統摻沙子，也就是阻礙全球的供應鍊和生產效率。

與此同時，我也認同全球的相互依賴關係、全球的生產效率問題、美國缺乏競爭力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結構性的挑戰，而且我認為這會帶來政治層面的後果。

這正是周期的本質。 現在，這一切又發生在我們財政預算狀況極其糟糕的時期。

我們現在的預算赤字問題，本身就同樣嚴重。 往前看幾個月，我們必須把預算赤字降到GDP的3%左右。

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在推動一項會大幅增加成本、並帶來多方面副作用的政策。 這些問題並不好解決。

我很擔心，因為這些更深層的問題：債務還在、超支還在、競爭力缺失還在，並不會因為政策喊話就消失。

這些問題在歷史上不斷重演，而我們目前正處於一個非常類似1930年代的階段。

我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導向的人。 我更像是個修車工，做的是系統分析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在談這些問題時，我是以一種“系統視角”在思考。

比如說，我完全同意你剛才說的：中國現在的製造業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德國和日本的總和，它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製造大國。

而與此同時，美國失去了製造能力，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費國。

我們依靠大量債務來資助我們的消費，這導致我們身處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局面。

外國投資者整體上在他們的投資組合中，已經對債務類資產配置過多了。

而我們現在需要賣給他們的國債規模，相當於GDP的 6.5%，這是一個他們並不願意再繼續買入的數量。

部分原因是他們已經持有太多了；另一部分原因是現在的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比如對製裁的擔憂。

你看，這些其實在1930年代就發生過。

當時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衝突、凍結資產、制裁等等，這些歷史情境正在重新上演。

現在的情況是：供需失衡。

我們有太多的債務、而市場的購買意願卻不足，這就導致了債券市場的失衡。

你說得沒錯。 但我們要明白，有兩種方式可以降低利率：

第一種方式是通過改善供需平衡來實現，這是一種健康的方式；

第二種方式是強行壓低利率，靠印鈔實現。

利率的變化，本質上來自三部分的平衡：支出、稅收和利息成本。

如果政府能做到財政更平衡，我不管他們怎麼做（這涉及政治選擇），但如果真的能改善債券市場的供需關係，那利率就能以一種健康、可持續的方式降低。

這也能幫助我們實現將赤字降到GDP 3%的目標。

但你不能靠印錢來強行把利率壓低，那是不可持續的，是不健康的做法。

有些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而有些事情是可能會發生的。 我不想說“現在是買點”或者“現在是賣點”。 我不會這樣做，也從不做市場擇時的建議。

我想告訴普通公眾的是，你需要有一個結構良好、平衡、分散的投資組合，並且有一個能長期堅持的投資計劃。

在我作為投資人這些年的經歷中，我親歷了9/11 事件、2008 金融危機……經歷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個穩健、分散的投資組合，能夠承受各種環境的變化。

我就不深入展開細節了。

但你問我，“我該如何分散投資？”那麼首先，你得明白一件事：要清楚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當你明白你無法準確擇時市場時，你就會意識到，光靠市場時機是成不了事的。 你最終只會陷入情緒化的反應。

我一開始沒有太多資金的時候，我是這麼做的：

我會問自己：“我現在有多少存款？如果從明天起沒有任何收入，我可以靠這些錢生活多久？”

我會先算出我可以生活多少個月，然後再算可以撐多少年。

接著，我再問自己：如果資產價值下跌50%，我還可以活多久？

只有當你處在一個足夠安全的財務位置時，你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分散投資組合。

但這裡有個誤區：不要以為現金是安全的。

從長期看，現金可能是你能做出的最差投資決策。

你必須看的是你的購買力是否保持住了——也就是經通脹調整後的購買力。

比如說，當美聯儲把利率壓低、開始印鈔時，現金的“價格”就下降了，你的購買力也就被削弱了。

這在過去幾年已經發生過，大家應該感同身受。

所以我總結一下：保持一個多元、分散的投資組合；同時要非常重視我們國家的債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