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前的OpenAI與Anthropic，都想繼續吵下去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衝突不會停，因為停不起。

Anthropic 需要一個不夠安全的對手來證明安全敘事的必要性，OpenAI 需要一個偽善的對手證明開放敘事的正當性。 這個結構決定了對方的存在就是自己最好的廣告素材，每一輪攻擊都在強化下一輪攻擊的動機。

兩家公司同時衝刺 IPO 的窗口期，這種互毆還承擔著一個更實際的功能，就是搶先定義自己在投資者心中的估值邏輯，誰的敘事更正當，誰就能拿到更高的估值。

4 月初 OpenAI 首席營收長 Denise Dresser 向全體員工發出的內部信，其實就是這個邏輯的產物。 因為這封內部信並不是寫給員工看的。

Dresser 用整整一個章節對 Anthropic 發起了逐條攻擊：品牌敘事建立在恐懼、限制和少數精英控制 AI 之上；算力戰略失誤已經導致產品限流和體驗下降；Anthropic 對外宣稱的 300 億美元精英控制 AI 之上；算力戰略失誤已經導致產品限流和體驗下降；Anthropic 對外宣稱的 300 億美元年化淨賬率被高估了約 80 億，因為它與 Amazon 的淨收入

一家公司的營收官在內部信中專闢章節拆解競爭對手的會計處理方式，這在科技業的內部溝通中幾乎沒有先例。

80 億美元的會計指控

這封信，一天之內就到了 Bloomberg 和 The Verge 記者手中。 此前一周，OpenAI 也向投資者單獨發出了另一份備忘錄，稱 Anthropic 運行在一個更小的發展趨勢上。

80 億美元，這個指控的核心是一個會計術語。

當 Anthropic 透過 AWS 和 Google Cloud 分發 Claude 時，客戶付給雲端平台的全部金額被 Anthropic 計入自己的營收，再將分給平台方的佣金算作成本，這是總額法。 OpenAI 對微軟的分成則採用淨額法，只計入自己實際拿到的那部分。

兩種處理方式在美國通用會計準則下都合法。 Anthropic 的理由是它在交易中扮演委託方角色，雲端平台只是分發管道。 OpenAI 的反擊是，淨額法才是上市公司被要求遵循的標準。

兩邊都有道理，但有道理不是重點，重點是結果。

如果以淨額重算，Anthropic 的可比營收從 300 億掉到 220 億，剛好矮 OpenAI 自報的 250 億一頭。

在兩家公司都衝刺 IPO 的窗口期，誰的營收數字更大，直接決定了投資者心中的座次。

Anthropic 的營收在 2025 年底還是 90 億，到 2026 年 3 月躥到 300 億，成長速度是 OpenAI 的三倍多。 這個勢頭要是在投資人腦中生了根，OpenAI 8,500 億的估值就得面對一個要命的問題：你憑什麼比人家貴一倍，增速還慢三倍？

所以，Dresser 那 80 億指控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投資人腦中輸入一個潛意識，Anthropic 的數字不能照面值看。

但這個攻擊有一個諷刺的地方，就是 Dresser 在同一封信中大力推介 OpenAI 與 Amazon 的新合作。 如果 OpenAI 未來大規模走 Bedrock 分發管道，它也將面對同樣的總額和淨額問題。

今天拿來抽人的鞭子，明天可能就落在自己身上。

會計口徑之爭只是這封信最容易量化的部分。 更值得拆解的，是 Dresser 對 Anthropic 品牌本質的一句定性判斷。

恐懼還是負責

「他們的敘事建立在恐懼、限制，以及少數精英應當控制 AI 的理念之上。」

大多數報道把這句話當罵街，但這不只是罵街。

Dresser 在重新標價。 她試圖讓投資人把 Anthropic 的安全品牌溢價看成一種人為製造的稀缺，就是包裝出來的差異化。

4 月 7 日，Anthropic 宣布了它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模型 Claude Mythos Preview，同時宣布不公開發布這個模型。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限制性訪問計劃 Project Glasswing，讓 12 個核心合作夥伴用 Mythos 來掃描和修復關鍵軟體中的零日漏洞。

Anthropic 聲稱 Mythos 在過去幾週內已經在每一個主流作業系統和瀏覽器中發現了數千個高風險漏洞，其中一個 FreeBSD 的遠端程式碼執行漏洞存在了 17 年。

一個強大到不能公開發布的模型，被限制在少數精英機構手中，用於保護全世界的網路安全，這是 Anthropic 安全敘事的巔峰形態。

儘管有研究者指出，一些安全公司已經能用更老、更便宜的公開模型復現 Mythos 發現的部分漏洞。 但 Anthropic 把發現與利用的鏈條打通這件事包裝成了一個分水嶺時刻，並以此為由鎖定了產品發布節奏。

在 OpenAI 的敘事框架裡，Glasswing 正是少數菁英控制 AI 的完美例證。 你有一個強大的工具，你不讓大多數人使用它，你聲稱這是為了安全，但客觀效果是只有你信任的人才能獲得這種能力。

而在 Anthropic 的敘事框架裡，Glasswing 是負責任的 AI 開發的終極證明。 我們夠強大到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漏洞，也夠克製到不把這種能力直接丟進市場。

兩套敘事都在為各自的 IPO 估值模型服務。

Anthropic 需要投資人相信，安全品牌溢價是可持續的。 OpenAI 需要投資人相信，規模和算力才是終極護城河。

誰先開的槍？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沒有答案的問題。

因為證據太多，而且每一條都可以被雙方各自解讀為對方先動手。

如果你站在 Dario Amodei 的視角，起點是 OpenAI 內部的治理崩塌。 2017 年他目睹了馬斯克推動的冷酷裁員，2018 年 Altman 接管後向他承諾限制布羅克曼和蘇茨克維的權力，卻同時向後兩者許諾了矛盾的條件。 2020 年 Altman 當面指控 Amodei 兄妹暗中向董事會遞送不利回饋，被對質後又否認說過這話。

這些經驗塑造了一種深刻的不信任。

如果你站在 Altman 的視角，起點就是 Dario 的出走方式。 2020 年底 Dario 帶走近十位核心同事創立 Anthropic，他在離職備忘錄中將 AI 公司分為市場導向型和公共利益型兩類。 在這份品牌定位宣言中，它預先把 OpenAI 歸類在了道德上較低的類別。 此後 Anthropic 的每一次公開發聲，從舊金山街頭的廣告看板到超級盃廣告，都在強化這個分類。

兩個人和背後的公司之間的糾葛恩怨，可以一直追到 2015 年 OpenAI 成立，每一步都有人做了一個說得過去的選擇，累積起來就是不可逆的破裂。

誰先動手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敵意為什麼停不下來，每一次衝突還會自我強化。

答案在於品牌結構。

一旦 Anthropic 把自己定位成因安全理念出走的正義一方，OpenAI 就自動變成了被出走的有問題的一方。 一旦 OpenAI 把 Anthropic 定性為精英主義的恐懼販賣者，Anthropic 的每一次謹慎行為都變成了這個指控的佐證。

雙方的品牌互為反面，表示對方的存在本身就是自己品牌的最佳廣告素材。

Anthropic 需要一個不夠安全的對手來證明安全敘事的必要性。 OpenAI 需要一個偽善的對手來證明開放敘事的正當性。

這是一個納許均衡，雙方都沒有動力停止攻擊，因為停戰對各自品牌的損害大於繼續互毆。

2026 年的每一輪升級都完美地印證了這個結構。

2 月，Anthropic 在超級盃期間投放了四支廣告，開頭分別用背叛、欺騙、背信、侵犯四個字鋪滿螢幕，嘲諷 OpenAI 在 ChatGPT 中插入廣告的決定。 廣告收尾語是“廣告正在進入 AI，但不會進入 Claude”。

Altman 在 X 上發了 420 個字的回擊，先說廣告很有趣自己笑了，然後用了不誠實、Anthropic 式的雙重話術、把昂貴產品賣給有錢人等措辭。

紐約大學行銷學教授 Scott Galloway 評論說，當你是市場領導者的時候，你永遠不該提及競爭對手的名字，赫茲從不提安飛士，可口可樂從不提百事。 Altman 的回應本身就是一種示弱。

2 月 19 日新德里 AI 高峰會上，莫迪邀請台上十三位科技領袖手牽手合照。 所有人都照做了，除了站在鄰近位置的 Altman 和 Dario。 兩人各自舉起拳頭，沒有任何身體接觸，這個畫面在社群媒體上病毒式傳播。 Altman 事後說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Dario 沒有公開評論。

同月底，五角大廈爭端爆發。 Anthropic 拒絕刪除合約中的兩條例外，隨即被聯邦機構全面停用。 幾小時後 OpenAI 宣布與五角大廈簽約。 法官在 3 月裁定五角大廈的行為構成違憲報復，Claude 一度衝上 App Store 第一名。

4 月第一周，Anthropic 發布 Mythos 和 Glasswing。 4 月第二週，OpenAI 的兩份備忘錄接連外洩。 每一輪攻擊都發生在融資關閉、產品發布或 IPO 準備的關鍵節點。

那麼，在這個你追我趕、互相攻擊的節奏裡，誰在坐收漁利？

贏家不在擂台上

Dresser 在信的結尾寫了一句看似溫和的話：「客戶將從競爭中受益。」

但在 IPO 前夕，客戶不是這場罵戰的贏家，投資者才是。 投資者之外，還有一群更安靜的受益者。

Amazon 是最大的贏家。

Dresser 在信中直言微軟的合作限制了 OpenAI 接觸客戶的能力，同時對 Amazon Bedrock 管道的需求讚不絕口。 這意味著 OpenAI 正在把 Amazon 定位成它的第二段婚姻，但 Anthropic 的第一段婚姻也建立在 AWS 之上。

Amazon 向 OpenAI 投了 500 億美元，同時也是 Anthropic 最大的雲端合作夥伴之一。 不管兩家誰贏，Amazon 都坐在牌桌上。

更妙的是，Dresser 指控 Anthropic 營收虛高的核心證據，恰好涉及 Amazon 自己。 如果這個會計爭議最終由 SEC 在 IPO 審核中裁決，Amazon 作為交易中的另一方，將掌握最關鍵的事實。 它是裁判手中的證據，也是兩位選手各自的贊助商。

第二個贏家是 Google。

當 OpenAI 和 Anthropic 用彼此作為參照物互相定義時，Google 不在這個二元敘事框架裡。

Gemini 3 在 2025 年底的基準測試中已經超越了 ChatGPT 5.1，但因為媒體和投資者的注意力被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戲劇性衝突吸引，Google 獲得了敘事上的自由度，它可以安靜地推進產品，而不需要為自己的每一個動作賦予安全還是開放的道德含義。

第三個贏家是監管制定者。

OpenAI 聯創 Greg Brockman 個人向親川普的 MAGA 委員會捐出 2,500 萬美元，同時與 a16z 共同發起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籌集超過 1.25 億美元，支持聯邦統一監管、反對各州獨立立法。 Anthropic 則向支持加強 AI 監管的 Public First Action 捐出 2000 萬美元。

兩家公司用政治捐款購買各自偏好的監管環境。

Anthropic 也在五角大廈爭端後聘請了與川普政府關係密切的遊說公司 Ballard Partners，因安全原則拒絕軍方合約的公司，轉身就在華盛頓買了一張通往白宮的門票。

罵戰越激烈，兩家在華盛頓的遊說需求就越高，監理制定者的議價能力就越強。

最後一個贏家是 IPO 承銷商。

兩家的衝突幫投資人省去了理解技術差異的麻煩。 你信安全優先？ 買 Anthropic。 你信規模優先？ 買 OpenAI。

對賣方來說，這是最省力的銷售話術。 你不需要讓投資人理解複雜的技術差異，你只需要問他們一個問題：你站在哪邊？

一場商業競爭被編碼成家族世仇，它就不再需要數據來說服投資者，它需要的是立場。

所有這些贏家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利益不取決於哪家贏，取決於這場仗繼續打下去。 兩家越互毆，Amazon 的通路價值越高，監管的籌碼越重，承銷商的故事越好賣。

而兩個當事人似乎也不打算停，因為停了，各自的估值故事就少了最有戲劇張力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