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ik：去中心化不丟商業性，權利平衡視角下的「共生」解法

原文作者：Vitalik Buterin

原文編譯：Saoirse，Foresight NeWs

我們很多人都對「大企業」（Big Business）心存忌憚。 我們喜歡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卻反感價值數万億美元的壟斷性封閉生態、淪為準賭博性質的電子遊戲，以及那些為了利潤而操控整個政府的企業。

我們很多人也懼怕「大政府」（Big Government）。 我們需要警察、法院維護公共秩序，也依賴政府提供各類公共服務，卻不滿政府隨意指定「贏家」與「輸家」、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閱讀自由乃至思想自由，更反對政府侵犯人權或發動戰爭。

最後，我們中的許多人還畏懼這個三角關係的第三個角：「暴民群體」（Big Mob）。 我們認可獨立公民社會、慈善機構以及維基百科的價值，卻厭惡暴民私刑處決他人、抵製文化，以及類似法國大革命或太平天國運動那樣的極端事件。

本質上，我們嚮往進步 —— 無論是技術、經濟還是文化領域的進步 —— 但我們同時也畏懼歷史上催生這些進步的三大核心力量。

要破解這一困局，一個常見思路是權力平衡理念。 如果社會需要強大力量推動發展，那麼這些力量就應相互制衡：要么是單一力量內部實現平衡（例如企業間的競爭），要么是不同力量之間形成製衡，理想狀態則是兩者兼具。

從歷史上看，這種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會自然形成：由於地理距離限制，或是協調大規模人力完成全球性任務的需求，天然的「規模不經濟」現象會制約力量過度集中。 然而在本世紀，這一規律已不再成立：上述三大力量正同時變得愈發強大，且不可避免地頻繁相互作用。

在本文中，我將深入探討這一主題，並提出若干策略，以守護當今世界這一日益脆弱的「權力平衡」特質。

在之前的一篇博文中，我將這個「所有領域都將長期存在『大力量』（Big X）」的新興世界，描述為「茂密的叢林」。

我們為何懼怕大政府

人們懼怕政府並非毫無緣由：政府掌握著強制力，完全有能力對個人造成傷害。 政府擁有的摧毀個人的權力，即便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加密貨幣從業者想擁有，也遠遠無法企及。 正因如此，幾個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始終圍繞「馴服利維坦」這一核心問題 —— 既要享受政府維護法律與秩序帶來的益處，又要避免出現「君主可隨意支配臣民」的弊端。

（馴服利維坦：taming the leviathan，是政治學概念，指通過法治、三權分立、權力下放等製度設計，約束政府這一「擁有強大強制力卻可能侵犯個體權利的公共權力體」，在保障其維護社會秩序功能的同時，防止權力濫用，平衡公共秩序與個體自由。）

這一理論體係可濃縮為一句話：政府應是「規則制定者」，而非「遊戲參與者」。 也就是說，政府應盡可能成為一個可靠的「競技舞台」，高效解決其管轄範圍內的人際糾紛，而非主動追求自身目標的「行動主體」。

這一理想狀態有多種實現路徑：

即便在傳統意義上非「自由主義」的政府中，類似邏輯同樣適用。 近期有研究發現，在被歸類為「威權主義」的政府中，「制度化」政府往往比「個人化」政府更能推動經濟增長。

當然，完全避免政府成為「遊戲參與者」並非總能實現，尤其是在面臨外部衝突時：若「參與者」向「規則」宣戰，最終獲勝的必然是「參與者」。 但即便需要政府臨時扮演「參與者」角色，其權力也通常會受到嚴格限制 —— 例如古羅馬的「獨裁官」制度：獨裁官在緊急時期擁有極大權力，但一旦危機解除，權力便會回歸常態。

我們為何懼怕大企業

對企業的批評可簡潔地歸為兩類：

第一類問題（企業「邪惡」）的根源在於：企業本質上是高效的「目標優化機器」，而隨著其能力與規模不斷擴張，「利潤最大化」的核心目標與用戶及社會整體目標的偏差會越來越大。 這種趨勢在許多行業中都清晰可見：行業初期往往由愛好者自發推動，充滿活力，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變得以利潤為導向，最終與用戶利益產生衝突。 例如：

左圖：2009-2021 年期間，新發行加密貨幣中直接分配給內部人員的代幣比例；右圖：1970-2020 年期間，大麻中四氫大麻酚（THC，致幻活性成分）的濃度。

電子遊戲行業同樣呈現這一趨勢：這個最初以「樂趣與成就感」為核心的領域，如今越來越依賴內置「老虎機式機制」，最大限度地從玩家手中榨取資金。 即便主流預測市場也開始顯現令人擔憂的傾向：不再聚焦「優化新聞媒體」「改善治理」等益社會目標，轉而專注於體育博彩。

上述案例更多源於企業能力提升與競爭壓力的疊加，而另一類案例則與企業規模擴張直接相關。 通常而言，企業規模越大，就越有能力通過「扭曲周邊環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來實現自身利益。 一家規模擴大 10 倍的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環境所能獲得的收益也會增加 10 倍 —— 因此，它採取這類行為的頻率會遠高於小企業，且一旦行動，動用的資源也會是小企業的 10 倍。

從數學角度看，這與「壟斷企業為何將價格定在邊際成本之上、以社會無謂損失為代價增加利潤」的邏輯一致：在這種場景下，「市場價格」就是被扭曲的「環境」，壟斷企業通過限制銷量來「扭曲環境」。 扭曲能力的強弱與市場份額成正比。 但用更通用的表述來說，這一邏輯適用於多種場景，例如企業遊說、戴比爾斯（De Beers）式的文化操縱活動等。

第二類問題（企業「毫無活力」）則表現為：企業變得枯燥刻板、規避風險，無論是在企業內部還是企業之間，都形​​成了大規模的同質化結果。 （建築風格的單一化便是企業「毫無活力」的典型表現。）

建築單一化是企業平庸化的一種典型形式。

「沒有靈魂」一詞很有意思 —— 它的含義介於「邪惡」與「毫無活力」之間。 用「沒有靈魂」形容企業「為博取點擊量讓用戶成癮」「形成卡特爾聯盟抬高價格」「污染河流」，顯得十分貼切；而​​用它描述企業「讓全球城市面貌趨於一致」「製作 10 部情節雷同的好萊塢電影」，同樣毫不違和。

我認為，這兩類「沒有靈魂」的現象，根源都在於兩個因素：動機共性與機構共性。 所有企業都高度受「利潤動機」驅動，若眾多強大主體擁有相同的強烈動機，且缺乏有力的反向制衡力量，它們必然會朝著同一方向發展。

「機構共性」則源於企業規模擴張：規模越大，企業就越有動力去「塑造環境」。 一家市值 10 億美元的企業，在「塑造環境」上的投入會遠多於 100 家市值 1000 萬美元的企業；同時，規模擴張也會加劇同質化 —— 星巴克對「城市同質化氛圍」的貢獻，遠超過 100 家規模僅為其 1% 的競爭對手之和。

投資者可能會加劇這兩種趨勢。 對於一位（非反社會型的）初創企業創始人而言，企業發展到 10 億美元規模並造福世界，會比發展到 50 億美元規模卻破壞社會更令其滿足（畢竟，49 億美元能買到的遊艇與飛機，遠不值得用「被世界憎恨」來換取）。 但投資者與自身決策的「非財務後果」距離更遠：隨著市場競爭加劇，願意追求 50 億美元規模的投資者會獲得更高回報，而滿足於 10 億美元規模的投資者則會獲得更低（甚至負）回報，難以吸引資金。 此外，持有多家投資組合企業股份的投資者，往往會被動推動這些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併的超級主體」。 不過，這兩種趨勢都存在一個重要製約因素：投資者對投資組合企業內部情況的「監控能力」與「問責能力」是有限的。

與此同時，市場競爭雖能緩解「機構共性」，但能否緩解「動機共性」，取決於不同競爭者是否擁有「非利潤導向的差異化動機」。 在很多情況下，企業確實會有這類動機：例如以「向公眾公開創新成果」「堅守核心價值觀」「追求美學價值」為名犧牲短期利潤。 但這種情況並非必然發生。

若「動機共性」與「機構共性」導致企業「沒有靈魂」，那麼「靈魂」究竟是什麼？ 我認為，本文語境下的「靈魂」，本質就是多元性—— 即企業之間那些非同質化的特質。

我們為何懼怕暴民群體

當人們正面談論「公民社會」—— 即社會中既非盈利導向、也非政府屬性的部分時，總會將其描述為「由大量獨立機構構成，且各自專注於不同領域」。 若讓人工智能解釋「公民社會」，它給出的例子也大抵如此。

而當人們批評「民粹主義」時，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相反場景：一位極具魅力的領袖，煽動數百萬人追隨自己，形成一個追求單一目標的龐大群體。 民粹主義雖以「普通民眾」為旗號，但更核心的是構建「民眾團結一致」的假象 —— 且這種「團結」往往表現為支持某位領袖、反對某個「被憎恨的外部群體」。

即便人們批評公民社會，論點也始終圍繞「它未能實現『大量獨立機構各展所長』的使命，反而在推動某種自發形成的共同議程」—— 例如「大教堂」（The Cathedral）理論所批判的現象。

力量之間的平衡

在上述所有案例中，我們討論的都是三大「力量」各自內部的權力平衡。 但不同力量之間同樣可以形成製衡，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力平衡。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本質上就是一套「大政府」與「大企業」的權力平衡理論：企業家既擁有挑戰政府激進行為的法律工具，又能通過資本集中獲得獨立行動的能力，而政府則可以對企業實施監管。

「鈀金主義」（Palladium-ism）推崇億萬富翁，但特指那些「脫離常規、為追求自身俱體願景而採取非常規行動，而非直接追求利潤」的富豪。 從這個角度看，「鈀金主義」可被視為一種「在獲取資本主義益處的同時規避其弊端」的嘗試。

儘管政府與市場都為「星艦」項目創造了必要條件，但最終推動其誕生的，既非利潤動機，也非政府指令。

我個人對慈善事業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與「鈀金主義」相似。 我曾多次明確支持億萬富翁參與慈善，並希望有更多人投身其中。 但我所倡導的慈善，是能夠「制衡社會其他力量」的慈善。 市場往往不願為公共產品提供資金，政府則往往不願資助「尚未成為精英共識」或「受益群體不集中於單一國家」的項目。 有些項目同時符合這兩類特徵，因此被市場與政府雙雙忽視 —— 而富裕個體恰好可以填補這一空白。

但億萬富翁的慈善事業也可能走向有害的方向：當它不再是政府的「制衡力量」，反而取代政府掌控權力時。 過去幾年，矽谷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有權勢的科技公司 CEO 與風險投資家，不再那麼信奉自由主義、支持「退出機制」，而是更多地直接推動政府向自身偏好的目標靠攏 —— 作為交換，他們讓世界上最強大的政府變得更加強大。

我更喜歡左側的場景（2013 年），而非右側的場景（2025 年）：因為左側體現了權力平衡，而右側則是兩個本應相互制衡的強大派系，反而走向了合併。

三角關係中的另外兩組力量之間，同樣可以形成權力平衡。 啟蒙運動時期提出的「第四等級」（媒體）理念，本質就是將公民社會作為製衡政府權力的力量（與此同時，即便沒有審查制度，權力也會反向流動：政府通過資助中小學與大學，對教育內容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對中小學教育）。 另一方面，媒體會報導企業動態，而成功的商界人士也會為媒體提供資金支持。 只要不存在單一方向的權力壟斷，這些機制就都是健康的，能增強社會的穩健性。

權力平衡與規模經濟

若要找一個既能解釋美國 20 世紀崛起、又能解釋中國 21 世紀發展的論點，答案很簡單：規模經濟。 這一點常被美中兩國人士用來批評歐洲：歐洲有眾多中小型國家，文化、語言與製度各異，難以培育出覆蓋全歐的大型企業；而在一個規模龐大、文化同質化的國家，企業則可輕鬆將規模擴大到數億用戶。

規模經濟的影響至關重要。 在人類發展層面，我們需要規模經濟 —— 因為它是迄今為止推動進步最有效的方式。 但規模經濟也是一把雙刃劍：若我的資源是你的兩倍，我能取得的進步將不止兩倍；因此到了明年，我的資源可能會變成你的 2.02 倍。 長此以往，最強大的主體終將掌控一切。

左圖：成比例增長 —— 初始階段的微小差距，最終仍會保持微小；右圖：規模經濟下的增長 —— 初始階段的微小差距，會隨時間推移變得極大。

從歷史上看，有兩種力量會抵消規模經濟的影響，防止其導致權力壟斷：

若將「規模領先者」比作獵豹，「規模落後者」比作烏龜，那麼「規模不經濟」會讓獵豹減速，「擴散效應」則像一隻橡皮手，將烏龜拉得離獵豹更近。 但近年來，若干關鍵力量正改變這一平衡：

本質上，規模經濟的效應正不斷增強：儘管受互聯網通信影響，「思想擴散」的廣度可能超過以往，但「控制權的擴散」卻比以往更弱。

核心困局：在 21 世紀，我們如何在實現快速進步、構建繁榮文明的同時，避免權力的極端集中？

解決方案：強制推動更多「擴散」。

「強制推動更多擴散」具體指什麼？ 首先，我們可以看幾個政府政策案例：

我們還可以沿著這一方向提出更多構想：例如，政府可藉鑑「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設計一種新的稅收機制 —— 根據產品的「專有化程度」（通過某種衡量標準），對國內外產品徵收相應稅款；若企業向社會共享技術（包括通過開源方式），則稅率可降至零。 另一個值得重啟的構想是「知識產權哈伯格稅」（對知識產權按估值徵稅，激勵所有者高效利用知識產權）。

此外，我們還應更多采用一種更「靈活」的策略：對抗性互操作性。

正如 Cory Doctorow（知名的科幻小說作家、博客作者和記者）所解釋的：

本質上，這一策略就是「以未獲許可的方式，與科技平台、社交媒體網站、企業及國家互動，同時從它們創造的價值中獲益」。

具體案例可能包括：

總體而言，Web2 中的許多價值獲取都發生在用戶界面層面。 因此，若能開發出「可與平台及使用現有界面的其他用戶實現互操作」的替代界面，用戶便能繼續留在該網絡中，同時避開平台的價值收割機制。

Sci-Hub 就是「強制擴散」的典型工具 —— 它在提昇科學領域的公平性與開放獲取程度方面，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種提升「擴散效應」的策略，是回歸 Glen Weyl 與 Audrey Tang 提出的「多元性」理念。 他們將這一理念描述為「促成差異間的協作」—— 即讓觀點不同、目標各異的人能更好地溝通與合作，在享受「加入大型群體帶來的效率提升」的同時，避免「大型群體淪為單一目標驅動主體」的弊端。 這類理念可幫助開源社區、國家聯盟及其他非單一主體的群體，提升彼此間的「擴散水平」，使其在共享更多規模經濟紅利的同時，仍能與內部組織更嚴密的中心化巨頭保持競爭力。

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思路在結構上與 PIketty 的「r> g」（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理論及其「通過全球財富稅（及強化公共服務）解決財富集中問題」的主張有相似之處。 兩者的核心區別在於：我們沒有聚焦於「財富」本身，而是向上游追溯，將目光投向了「無限制財富集中的源頭」—— 我們要擴散的不是金錢，而是生產資料。

我認為這一思路更優，原因有二：其一，它更直接地針對「危險核心」（即「極端增長」與「排他性」的結合），若執行得當，甚至能提升整體效率；其二，它不局限於針對某一類權力 —— 全球財富稅或許能防止億萬富翁群體的權力集中，卻無法制約強權獨裁政府或其他跨國實體，甚至可能讓我們在面對這些力量時更無防備。 而「通過全球性去中心化策略強制推動技術擴散」—— 即明確告知各方「要么與我們共同成長，按合理節奏共享核心技術與網絡資源；要么完全孤立發展，被我們排除在外」—— 則能以更全面的方式應對權力集中問題。

D/acc：讓多極化世界更安全

多元主義面臨一個理論層面的風險，即「脆弱世界假說」：隨著技術進步，未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主體具備「對全人類造成災難性傷害」的能力；世界的協調性越弱，其中某一主體最終選擇實施這種傷害的概率就越高。 對此，一些人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是「進一步集中權力」—— 但本文主張的恰恰是「減少權力集中」。

D/acc（防禦性加速主義，Defensive Accelerationism）是一種互補性策略，它能讓「減少權力集中」的目標更安全地實現。 其核心是「構建與進攻性技術同步發展的防禦性技術」，且這類防禦技術需具備開放性與普惠性，讓所有人都能獲取 —— 通過這種方式，降低人們因「安全焦慮」而尋求權力集中的需求。

D/acc 技術立方體示意圖

多元主義的道德觀

奴役道德觀認為：你不允許變得強大。

主人道德觀認為：你必須變得強大。

而以權力平衡為核心的綜合道德觀則可能認為：你不允許形成霸權，但應追求產生積極影響，並賦能他人。

這一觀點，本質上是對已有數百年曆史的「賦能權」與「控制權」二分法的重新詮釋。

要實現「擁有賦能權而不掌握控制權」，路徑有二：一是向外部世界保持高度「擴散性」；二是在構建體係時，最大限度降低其「被用作權力槓桿」的可能性。

在以太坊生態中，去中心化質押池 Lido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目前，Lido 管理的 ETH 質押量約佔全網總質押量的 24%，但人們對它的擔憂程度，遠低於對「其他任何掌握 24% 質押量的主體」的擔憂。 原因在於，Lido 並非單一主體：它是一個內部去中心化的 DAO，擁有數十個節點運營商，且採用「雙重治理」設計 ——ETH 質押者擁有對決策的否決權。 Lido 在這一方向上的努力值得肯定。 當然，以太坊社區也始終明確：即便有這些保障措施，Lido 也不應掌控以太坊的全部質押量 —— 目前來看，它離這一風險閾值還很遠。

未來，更多項目應明確思考兩個核心問題：不僅要設計「商業模式」—— 即如何獲取資源以支撐自身運營；更要設計「去中心化模式」—— 即如何避免自身成為權力集中的節點，以及如何應對「掌握權力可能帶來的風險」。

有些場景下的去中心化相對容易實現：例如，很少有人會介意英語的主導地位，也很少有人會擔憂 TCP、IP、HTTP 等開放協議的廣泛使用。 但在另一些場景下，去中心化則頗具挑戰 —— 因為某些應用場景「需要主體具備明確的意圖與行動能力」。 如何在保留「靈活性優勢」的同時規避「權力集中弊端」，將是未來長期面臨的重要挑戰。

特別感謝 Gabriel AlFour、Audrey Tang 和 Ahmed Gatnash 提供的反饋與審閱。